从《佛岭叶氏族谱》看同安先民渡台

陈金城

佛岭叶氏族谱广泛收集了闽粤两省叶氏后裔渡台支派、人物，仅从同安叶氏族谱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同安叶氏渡台祖即达161人(其中明确记载房份世系者138人)，最早于明末入台者至今已传世158世，最迟于清光绪间入台者也已传至四世。（见附后简表一、二)。今试以族谱为据，分析明清两代同安先民迁台垦殖之情况。

同安占地缘及行政之先，明后期即有先民移居澎湖，据林嘉书《明清时代同安县向台湾移民史略》一文统计，明万历至永历间即有13姓41宗支入垦澎湖，后再东入台湾，其中无同安叶姓。而从叶氏族谱中查到，明末即有金门叶某偕妻子举家迁澎，后裔再分迁台北三重，至今已传15世，可谓“根深叶茂”。明末清初入台垦殖者尚有佛岭二十世春卿派后裔叶士读、叶天佑、叶混珠、混铙兄弟、叶奉（随郑成功入台）、叶后诏(明崇祯进士）等六人。清初康熙前期入台者也有二十一世叶老（字我尊）、叶定（字尚钦)及廿二世叶总、叶玖四人。这些早期移台的叶氏先民均未收入林嘉书统计中。林文统计中氏迁台祖共19人27宗支，仅与族谱中不完全统计比较，即知遗漏甚多。

同安先民入台的人数及特征与清政府的对台政策息息相关。明代岭下叶姓称“三牧叶家”（十二世祖叶晹、十三世叶录、十四世叶荡均科举入仕)，终明之世，佛岭叶氏有七人进士及第，其中万历进士叶成章官至御史、江南巡按、大理寺卿，世称望族。政治经济地位的稳定及清初的海禁政策，决定了明末清初同安叶姓冒险渡台者较他姓为少，仅十数人而已，多居于台南地区。且因康熙廿二年统一台湾后，即颁《台湾编查流寓六部处分则例》，驱逐在台无家室产业之流民，严禁携眷渡台等，故在台移民多系“春时往耕、秋成回籍、只身去来，习以为常”（“台湾通志”)，为候鸟式作业或单身定居。康熙初年仅廿一世叶定举家迁台，系偷渡性质。康熙廿二年至雍正十年（1683-1732年）海禁最严，偷渡者有“六死三留一回头”之谚，成功者仅三成而已，故此间叶姓渡台祖记载稀少。

由于人民反抗精神，偷渡不止，雍正十年（1732年）五月准大学士鄂尔泰奏，允许携眷入台。仅雍正十二年至乾隆六年间（1734-17404年），即有领照渡台的大小男妇不下二万余人。同安长兴里下杭乡（今下峰)的叶猛即于此间携妻渡台，定居苗栗竹南镇至今已传九代。此后至乾隆末年，时禁时弛，同安叶氏廿二至廿五世祖先多支渡台，明确记载父子同渡或举家迁台者即有德意（举家）、叶佳（举家）、叶阮（与子士那、士极)、云官(与子长轮举家携眷)。并有莲花山春卿派大三房兄弟叶变、近、匏、院等集体渡台之记载。据残存族谱中记载统计，乾隆年间同安叶姓渡台祖即有廿一至廿五世30多名（同期全同安有近30个姓氏200个宗支渡台)，形成首次渡台高潮。

乾隆末年海禁已徒具形式，乾隆49年（1784年）、55年（1790年）清廷先后增开晋江蚶江、福州五虎门与鹿港、八里坌对渡，道光四年（1824年)再台湾漳化五条港、宜兰乌石港与福建对渡，实则由官船合法移民。嘉庆间因蔡牵之役，渡者寥寥，同安叶氏仅廿五世叶聪等七人（垵柄堂兄弟）、廿六世奕慈于嘉庆间渡台。至道光朝同安先民渡台形成第二次高潮，仅安柄夏卿长房后裔希、伯、仲字辈兄弟(佛岭廿五一廿七世)就有数十人成批渡台，主要集居于台湾中、北部，林嘉书统计在台同安叶氏渡台祖19人27支，集中于这批先民。兑山李姓、柑岭邵姓、后溪城内乡民也有此间集体渡台的记载。

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62年台湾正式开埠通商后，禁令名存实亡，清廷终于光绪元年（1875年）正式废禁，并在厦门、油头、香港公开设局招垦，资助移民入台。但由于清后期台湾已人口稠密（1811年统计大陆移民已达200万人），加上列强大力招揽华工出国，大陆人口主要流向东南亚及美洲、澳洲，渡台者已不多。叶氏族谱记载者仅十数人而已（见附表二)，转入低潮。

从族谱中可见，清代同安先民渡台，可分五个阶段：清初康雍年间为早期偷渡阶段，单身去来，以无地农民为多。乾隆中后期为第一次高潮，由偷渡转为半合法，由单身转为举家携眷，由单纯农业恳殖转为各行各业。嘉庆间因蔡牵之役，台海不靖而转低潮，至道咸间再掀起第二次渡台高潮，形成同安宗兄弟成群结伙集体渡台之特征，叶氏宗族以垵柄的希、伯、仲字辈村民为最。同光朝起同安人口主要南移东南亚，渡台转入低潮而不再复起。

由于族谱记载过简，有许多渡台祖房属、世系、原居地，渡台定居地、渡台时间、职业、生平业绩不明，祈望能抛砖引玉，两岸叶姓宗亲共同予于补正，以推进两岸同胞联宗联谊之盛举。

本文摘录于：政协厦门市同安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著的《同安文史资料——同安姓氏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