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粪尿（粪水）也是生产资料，解放前就有“粪霸”控制市区的人粪尿，买给禾山或者“过水”的农民，从中赚钱。后来有了专门收集人粪尿的公司，走街串巷集中到浮屿靠海的粪池售卖。

“粪捐”是旧时开征的杂捐之一。抗战胜利后，市政当局从民国34年11月起准许商人承包，从市区出售到禾山，每担须缴税40元。此外，财政局还准许承包商征收所谓的清洁费（即洗马桶费），按规定每月最多只能收20元，但商人却擅自收60至80元。（《厦门税务志》）

而后成立的“协（益）农民产公司”把粪水（含粪捐、清洁费）抬价到每担200元甚至300元，并掺水售卖，后来又加价至500元，从而引起禾山农民愤慨，要求“惩处‘藉粪吃饭’之奸商”。有的农民径直挑担入市区取粪，不给分文，引发前所未有的“粪潮”“粪争”。

1946年2月初，春节刚过，春耕在即，正是禾山农民大量使用粪水的时候。由于当局抬高粪捐，禾山各保长便联呈禾山区长张宗云转厦门市长，请求豁免粪捐，言语恳切，近乎哀求：“禾山一隅，土地贫瘠。居民务农，不足维生。故多因生活窘迫，挺身出洋谋生，以汇款维持家计。苦况可见一斑。本市沦陷后，更遭敌伪横征暴敛，以种种形式敲诈剥削，民不聊生，饿毙及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可谓惨且痛矣！”

《江声报》1946.2.6

当局并不理睬农民的呼声。忍无可忍之下，靠近市区一带的农民，径直挑着担子，成群结队进入市区争夺粪水，在桥亭街、霞溪街发生冲突，打伤清洁工。

《中央日报》1946.6.25

看护公厕、粪池的工人，依靠出售粪水收入，面对农民争夺粪水，情急之下，拳脚相向。梧村吴姓农民在二舍庙收粪，被五名清洁工人围殴重伤。

农民入市购粪，竟然被围殴，双涵、梧村、莲坂、官兜、浦南农民呈禾山区府，要求转市府，保障自由购粪，不用经过“民产公司”中间盘剥。

《江声报》1946.7.9.

到了7月，正值夏收夏种，无良的民产公司竟乘农忙需粪之际，每担粪价抬高至200元，且担粪掺水过半农民苦不堪言。

此事激起禾山农民的愤慨。禾山区农会，接受各组会员意见，向市农会报告，请为竭力转呈省市当局，要求将厦市民产交回农会自办，“使一般藉粪吃饭之奸商，无徒任意操纵”。“如不达目的，当将有效对策”。希望有关当局，有的善其后，免至酿成巨大风潮。市农会也本着为农民争利益，附和促成“民产公司农会自办”。无奈，市政当局态度暧昧，不管是禾山农会或者是市农会，都奈何不了民产公司。

《星光日报》1946.7.17.

《星光日报》1946,8.10

《江声报》1946.8.26

《江声报》1946.9.14.

转眼一年过去，1947年2月，春耕在即，民产公司乃乘机抬高粪价，由200元增至500元，禾山农会派代表同市农会理事长见市长黄天爵，请于制止民产公司抬价。

《中央日报》1947.2.8.

此时，何止粪价，市面物价节节攀升，黄市长干脆来个“不作为”，或者以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市场的归市场”，才不管禾山农民死活。

可怜禾农，苛捐杂税、市霸盘剥之下，挣扎在苦海之中。

如今，粪水成了生活污水的主要来源，要经过三级化粪池发酵分解，还要送到污水处理厂进行一系列处理才能排放到大海。

时代在进步，“有机肥”却变成了污染物，昔日农民争抢的“宝”反成了环境的负担。时间造化之下，多少事物已然颠覆。

经黄国富老师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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