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林希元《金沙书院记》时，便对其结尾“侯以严治漳，以文章为教，吾知五澳之民将为文翁之蜀、昌黎之潮，强梗去而揖让兴，龙溪之民将易治而严可勿尚矣，此侯政之大者”中的“五澳”甚感疑惑。“五澳”是哪五澳？“五”是概数还是确数？

想必不会是明代福建沿海的五个水寨，否则仅因龙溪县金沙书院（今海沧）的建成，怎能辐射到福建沿海之民“强梗去而揖让兴”。想必，此“五澳”应仅限于龙溪县辖域，是导致龙溪县“福建八郡之民，惟漳称难治，漳州七邑之民，惟龙溪称难治”，“海居之不逞者，或挟舟楫犯风涛、交通岛夷，甚者为盗贼，流毒四方”的罪魁祸首。

关于龙溪县“五澳”的记录，近者如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五·防守要冲》引明万历《闽书》对厦门岛的描述，“厦门，在县（同安县）东南海中，广袤五十余里。<闽书>东抵烈屿、金门，南至大海担屿，西与海澄五澳合界，北至同安内港，与高浦相望。其形胜也。”由此可知，原龙溪县“五澳”自隆庆以后，已转属新设的海澄县。

若是能解开“五澳”的具体指代谜团，或许便能获得隆庆开海前“大月港”的滥觞所在。

缩小了“五澳”的目标范围后，约过了两三年，笔者终于在繁冗的文献中找到了“五澳”的具体记载。嘉靖初，巡按御史崔涯在奏疏《巡按福建亟陈要务以靖边患疏凡一十二条》（即所谓的《山海十二策》）中的“量抽选”策中写到，“看得漳州地方：海沧、沙坂、月港、嵩屿、长屿，名为五澳，乃番劫渊薮也，打造违式大船，为患已久”。如此明矣，所谓“五澳”，即九龙江口南北两岸的五个沿海地方，包含今漳州市龙海区海澄镇的月港，及今厦门市海沧区的海沧、沙坂（今后井村）、嵩屿、长屿（今东屿村）。

奏疏也提到了当时官府为了打压“五澳”的通番势力，特于嘉靖九年在海沧设置“安边馆”，“近年设立安边馆于海沧，每半年选委府佐贰官一员，轮流住札禁治，则海沧、沙坂二处顽蛮稍知畏法，此举之明验也。惟月港、嵩屿、长屿与馆隔远，而诸恶仍故，盖馆治孤立，止得龙溪县五十民兵听用，左右前后悉番徒盗贼，急之恐致他变，是故法之不能遍行，亦势有所不敢也。”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安边馆的设立，并未从根本上杜绝“五澳”之民通番的行为，反而使得他们将阵地铺满整个沿海。当佛郎机与“五澳”之民进行商品交易的“金沙公馆”被官府改做“金沙书院”后，“五澳”之民便将交易的场所转移至“五澳”进入外海的桥头堡浯屿，郑若曾在《海洋要害论》中便提到浯屿“乃五澳地方、番人之巢窟也”。

于是，浯屿渐渐成了中外贩海之人的天堂，先是佛郎机，后是倭寇，轮番上阵。嘉靖二十七年，提督浙江、福建海防军务朱纨正式向盘踞在浙江双屿的海寇发起主动进攻，随后海寇节节败退，一路南下。紧接着，朱纨又指派福建卢镗、柯乔出海收拾余孽，“擒夷王三人，白番十有六，黑番四十六，皆狞恶异状可骇，贼首贵等一百十二人，妇二十九，斩级三十余”，其后还特别谈到为这些夷、番等海盗提供器械资金者，竟是“资械等称是皆五澳宿贼骁黠者”，于是“并歼焉”，此举引得“漳人大恐，有尽室浮海者，日走往聚观诸俘，偶语藉藉，逾时乃定”。

在明正德以前，“五澳”之民是大明水兵“海沧打手”的主要兵源，随着明朝水军需求的日益萎缩，及闽南沿海人多地少矛盾的加剧，“五澳”之民转而向海讨生活，从而使海上通番走私的浪潮愈演愈烈，继而成了官府不得不解决的棘手问题。柯乔曾上奏称，“五澳顽民，重利轻生，公然泛海，交通接济夷船矣”，自双屿一战之后，佛狼机夷船在明官军的威慑下，轻易间便自动离去，而“五澳之人见利轻死，加以夷王统束，人心坚一，于是乎，诱之不动，挑之不出”，二十年间，竟成了东南沿海的最大障碍。

最终，在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将领的一致合作下，东南海乱得以平定，而朝廷为了让“五澳”之民安分守己，不再为乱，共采取两条措施，其一在“五澳”设县，以行政力量控管地方；其二，在“五澳”试点开海，同意“五澳”之民申请船引，在官府的监控下与外夷通商。就此，“五澳”所在的海澄县，便迎来明代最辉煌的“月港”时代，“五澳”的黑历史，也因此划了句号。

END

本文内容由：蔡少谦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