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一艘名为Sophie Frazier的渡轮，满载着310名乘客，从厦门港出发，驶往新加坡。本艘渡船的乘客，名义上是接受海峡殖民地华人买办Hong Sing的招揽，去南洋三州府充当劳力，实则是侨乡百姓各怀目的，或冒险谋出路，或投靠亲友，或逃避祸乱。

在厦门港经办票务、招徕乘客的负责人，是祖籍海澄县山尾社（今海沧区鳌冠村）、出生于槟城的英籍华人李顺发（LEE Soon Hoat）。基于乡缘、血缘关系，很多人不请自来，故而乘船人多来自海澄、同安一带。

当渡船驶出厦门港后不久，即遭遇台风，为减少损失，船上工作人员立即安排所有乘客躲入下层甲板舱内，整整四天，乘客在昏暗的舱内，饥无可食，污秽四溢，疾病丛生，待船靠岸后，舱内已有三十五人因病死去，另有三十名重伤、重病者上岸后不久即因医治无效离世。

乘船受害者，因惧怕船主的权势，上岸后竟默不作声、不敢追偿。

消息传回国后，反而引起不小的波澜。在此事故中，居住在海澄县霞阳社（今海沧区霞阳村）的杨茹注，竟有七名亲人丧命，他可不像其他人那样忍气吞声，就此略过。11月4日，杨茹注带领霞阳社民六七十名，浩浩荡荡杀向山尾社李顺发家，一举夺走李家所有财物，并将李顺发及其叔父一并捆绑带回霞阳拘禁。杨茹注要求李顺发为死去的亲友赔偿700~800元，否则将没收他所有的家产。而在此之前，已有同一事件受害者的家人曾向李顺发的叔父索要受难者的随身行李或赔偿，显然，这一次，李氏叔侄也不想就此松口、让步，坚决拒绝任何赔偿。李顺发有这样的底气，或许还有其霞阳女婿身份的助力，当天，其岳父和妻子也与李顺发见了面，但最终三方还是未能就赔偿问题达成共识。眼见谈判陷入了僵局，李顺发的堂兄弟、出生于泰国宋卡的李新（Lee Sin）立即转向英国领事列敦求助。

李顺发作为英籍华人，虽然长时间在乡居住，但也连续三年在鼓浪屿英国领事馆注册和报备。当列敦收到请求信息后，本着保护侨民的职责，即于11月5日，照会驻厦门的兴泉永道尹恒昌，要求尽快释放李顺发并赔偿损失。恒昌随即派人初步调查得知，霞阳社虽只有数百居民，但因受团练所控制，官军势力未及，且霞阳周围计有30个村社结成联盟，由蔡、杨等姓控制，人数多达万人，部分成员社甚至是远近闻名的海盗、山贼巢穴，地方官非必要不介入。于是恒昌便以霞阳社地属汀漳龙道管辖，兴泉永道无权过问为由，回绝了列敦的要求。

列敦对于这种踢皮球的态度甚是反感，他一方面将“侦查”号和“Pluto”号两艘英舰调回厦门，另一方面通过英国驻福州领事向闽浙总督提出交涉。迫于上级压力，厦门及海澄的地方官便只能逐步启动释放李顺发的行动了。

11月16日，海澄县派出衙役王某一行前往山尾取证。待他们到达吾贯（今海沧区鳌冠村）后，各种打听周旋，竟无人愿意指路，一番碰壁后，最终才来到了山尾李家。王某按例向李新索贿，否则就上报知县李家并未遭遇财产抢夺，李新果真是“番仔直”，竟怼到，“你不说，自然有英国领事调查”，“想要钱，最好别说出来，我一分钱都没拿到，也给不了你”。11月17日，王某来到霞阳，很顺利地将李顺发及其叔父带离，在回县城的路上，王某很是不甘心，又和李顺发说到，“昨日去吾贯和山尾时，李新说，只要把你从霞阳带走，你就会给我赏金”。然而，李顺发却不吃这一套，“想要，自己去和英国领事拿”，王某悻悻回到，“这是中国的惯例”。噫，同一种面孔，不同的认知，怎么能相处得了呢？

11月18日，海澄县对李顺发叔侄简单过审后，即将两人经厦防厅移送兴泉永道署。恒昌等人，对于这等憋屈，难以释怀，于是他们决定换个方式给这起案件重新定性。他们主张李顺发是中国人，所犯之事应由中国自行裁决，于是威逼李顺发在认罪书上签字，以承认自己生于海澄县，非英籍槟城人，并否认自己曾被霞阳人绑架的事实。李顺发也颇为强硬，双方就此陷入了僵持。

眼见事态不妙，李新赶紧将兴泉永道的逼供来由告知列敦，请求进一步的帮助。列敦当即派出领事馆代表温思达再向兴泉永道署施压，要求立即释放李顺发，并设计转达李顺发，不得签署任何文书。之后，在列敦和闽浙总督的前后施压下，案件最终有了一边倒的新进展：由海澄县知县强制要求霞阳杨茹注等人共同承担对李顺发的赔偿共计605元，立即逮捕主事人杨茹注。

李顺发叔侄，作为渡船死人事件的间接责任者，不管是否有责任为死去的人善后，单单他们与清朝地方官吏的相处方式，便显得格格不入，长久之下，他们又怎能和谐融洽？而作为侨乡，海沧附近的乡民为了平衡海内外关系，在自己的居住地也创造了一种足以自卫的制度，只是，在强权之下，也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以至于，当他们出洋后，就很难能落叶归根了。经此一役，李顺发一家已经无法安然在乡常住，于是，他们便携带家眷，大包小包，彻底告别家乡，回到了槟城。

参考资料：《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福建人的活动与英国、清朝的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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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由：蔡少谦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