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1记」

族谱的历史可信吗？信者可大信

这确实是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族谱中记载的历史可信吗？”

中国浩瀚的历史文献遗存，在世界上绝对是奇葩的存在，这不仅让外国人以他们坐井观天的心态质疑我们，而且让我们妄自菲薄地不断自我批判。以至于，我们在审视现存的文献时，总会产生重此轻彼的主观臆断，诚如“族谱”。

族谱

文化即人，人即文化。中国历史文化的形成，在于不同时期、不同类别记忆和技艺的持续传承。姑且不管时间序，单单从空间的渐进分布看，中国历史的组成，即可分为国家、地方和个人三个层面，其对应的便是国史、方志和族谱三大类历史文献。前者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过去相对真实的历史细节，往往被认为是最值得珍重的信史；而方志则是一个地方信以传信、建立地方文化信仰的标杆式资料，在当时往往作为一方父母官据以了解该地方风土人情并因地制宜采取治理手段的信息源，尽管它难以避免地存在各类错误，但人们还是乐于接受它的“客观”；至于族谱，作为国史和方志的补充是历来的传统，但因其内容的局限、主观的认知、繁杂的人物关系而大部分时候仅存在于一族一姓之间，随着时代的推移，相信它的人越来越少，人们更转而推崇一些大家的文集和笔记。久而久之，族谱的作用便有了大家“约定俗成”的不太可信的标签了。

与国史、方志普遍存在于中国的各个角落不同，民间的族谱往往散落于南方，特别是闽浙粤赣的乡村社会中，亦或者被束之于国内外各大博物馆中。人们要获取其内容，并不太容易，甚至窥其一二都显得有些困难，因此，能够收集并仔细研读大量、不同族谱内容者，更是少之又少。于是乎，未得其精髓者，往往人云亦云，“族谱攀附者多”，“相信就输了”，如此云云。

最先把这种轮调普及的，当属宋代的莆田人郑樵。他在《荥阳郑氏家谱》序中称，“夫闽人称祖者，皆曰自光州固始来，实由王潮兄弟以固始之众从王绪入闽，王审知因其众克定闽中，以桑梓故，独优固始人，故闽人至今言氏族者，皆云固始，以当审知之时贵固始也，其实滥谬”。其后不久，郑樵的老乡宋代的方大琮、明代的黄仲昭又分别将该说法引用到自己的著作中，从而一发不可收拾，路人皆知“闽人祖自固始来”盖为攀附之举。也就是说，至少从黄仲昭的《八闽通志》开始，人们便笃定福建人修谱，有攀附固始之说，而其所著谱牒的真实性也因此大打折扣了。之于与福建人关系密切的浙粤之人，自然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于是，族谱便不可信了。

《漳州府志》开漳历史引用陈氏家谱、施氏家传

《周礼》云，“小史，掌邦国之志，奠世系，辨昭穆”，族谱的功能恰恰就是这个功用，“导人之不忘本也”。这个本，就是祖宗定下的所要传承的精神，故而一本族谱往往是一个家族待人接物的规范，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为了这个目的，自然免不了攀附以增加宗族荣誉、加强榜样作用，故而，看族谱，其所溯之源，往往需要多加比对，不可轻信。

然而，族谱世系的演变及过程中反映的人物事迹、社会变迁却是一个地方不可多得的文献素材，通过多方比对可以得到许多地方志所不具备的内容。

《漳州府志》引用丁氏家谱

如《流江蔡氏族谱》便记载了宋端宗南逃途中，因征用民船未得到百姓拥护而对龙溪县屿头蔡氏赶尽杀绝的事件，尽管该内容未见于国史和方志，但却给我们掀开当地在宋元时期人口大量流失找到一个可能的方向。另如《金鳌蔡氏族谱》所说，蔡氏三世至十世在宋代均以科举功名入仕，其事迹见载于淳祐漳志，然而在经历宋元交替“胡元兵乱”后，漳郡诸志大量流失已无所考，以至于在明正德年间陈洪谟再修郡志时竟然将蔡氏事迹遗漏。而按族谱记载，当时金鳌蔡氏后裔因身处僻壤，未知修志之机，故未能建言建策，只能等到嘉靖年间龙溪县修县志时，才将蔡氏族谱献上以为修志素材，这才使得之后的漳郡各府县志中再次出现蔡氏人物的传略。

《漳州府志》引用苏氏家谱

姑且不论《金鳌蔡氏族谱》在蔡新口中“蔡氏之谱，惟金鳌最著”的评价，单单以该谱所述“内容”，便可推断，漳州府县在修志时，一定是参考了当地的谱牒内容，除了蔡氏之外，还有另外两个摘引对漳州历史的贡献最大。其一为白石丁氏古谱，其二为开漳陈氏族谱，二者的内容引用，使得开漳将军“陈元光”的事迹从“唐史无人修列传”的无人所知，到今日海内外妇孺皆知的大幅度转变。然而，由“族谱记载”变成“方志记录”这样明确的“扶正”转述，仍然挡不住反对者的敲打。有人以丁儒世系的严谨度及其所附诗文的风格，提出对丁氏古谱可信度的质疑，不管这些破绽是否能够自圆其说，但都不影响、不动摇丁氏古谱作为地方志详实内容补充的重要地位。我们姑且把它称作“选择性继承历史事实”，可能更好接受些。

《同安县志》引用许氏族谱

与之相似的，同安县志在追溯古老同安历史时，也采纳了《许氏族谱》中关于西汉将军许滢的记载，这时间跨度较之陈元光则更甚，至于《海澄县志》引用青礁的《颜氏族谱》、《苏氏族谱》、《郑氏族谱》之事，就更不必较真了。总之，用心搜集族谱，以辩证的态度审视族谱，不断丰富地方历史内容的举措，在历朝历代的修志工作中，都是一项必不可少、且相当重要的基础工作。这与今日的文史工作者千方百计收集和整理口述历史、坊间传闻、碑记文集等并无太大区别，甚至有更高的水准和权威，毕竟修志者不是进士，也会是举人，无一不是满腹经纶的大儒。

因此，断定“族谱不可信”是片面的，其根源在于我们没有用心去考究族谱的内容，或者所看资料过于肤浅难以辨认真伪。而不管该谱是否有攀附的事实，我们都应该对其世世代代延续且不断丰富的族谱内容加以十分的关注，千万不要让中国三大基础文献就此沉沦，或许它将在未来极大地丰富地方文史建设，健全地方学的发展。我想，当西方人把个人日记当作信史文献以证明他们的先人创造了何等历史时，我们又有何理由自我否定、拿自己的矛刺自己的盾呢。

本文内容由作者：蔡少谦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