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五「庵」之“普贤庵”载，庵共有两处，“上庵，旧名慈济宫，祀真君及玄帝，又唐将军与其裨将、谢安惠王均祀焉”，“下庵，旧名崇真院，祀广惠王”。此下庵之所在，即今海澄镇豆巷村下庵社，下庵的俗称亦下庵社名的源头。

时至今日，在下庵尚立有一方颇为有趣的石碑。之所以说其有趣，在于石碑正反两面，刻有跨越明清两代、内容截然不同的两副碑文。其一，为海沧进士周起元于天启元年为海澄县令傅櫆所作的「澄傅父母遗爱堂德政去思碑」；其二，为海澄总兵官董大用于顺治十八年重建崇真院所作的「鼎建崇真寺院功德碑记」。显然，从时间序上，是董大用挪用了前朝石碑，为自己的善举补了圆满，只是，如此混搭，到底是谁成就了谁呢？

查崇祯及康熙两朝的《海澄县志》，我们竟然未发现周起元的这方碑记，这着实令人诧异。该碑记之重要，在那个时代有目共睹，首先，作者周起元是奉祀郡县两级乡贤祠的人物，且是那时整个海澄县的榜样人物，作为崇祯朝澄志的主编之一，又是周起元的亲密好友，张燮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其次，该石碑就存在于海澄县治闹市区，不可能被遗忘于江湖。那么，问题就只能出在石碑的内容上了。

「澄傅父母遗爱堂德政去思碑」通篇都是歌功颂德的字句，姑且从傅櫆主持建设圭屿城一事，就可以知道他在当时与积极推动圭屿建设的漳州文人，如张燮、周起元、蒋孟育等人关系匪浅，故而周起元才会在千里之外还为他写了这篇去思碑。傅櫆解任澄令后，升至刑科给事中，因攀上魏忠贤而为众东林党人所不耻，事后又因弹劾汪文言，间接引发东林党大难，进而触发周起元的“后七君子之死”。碑文的漏记，或许就是澄人在获悉周起元殉难后，在台面上的一种表现和抗议吧。

而又不巧，等到清廷开始执行迁界的顺治十八年，那个奉命前来镇守海澄的董总兵，又不知从哪个废石堆中把这块人见人恨的石碑翻出，以“废物”重新利用的方式让他重见光明。然而，即使借崇真院的光得以再次浮现，「澄傅父母遗爱堂德政去思碑」依然没有在后续的康熙、乾隆两版澄志中有所体现，就如我们今日看到的石碑正反面一样，一面清朝清晰可辨，一面明朝漫漶不清，这可能就是冥冥中注定的吧。

本文内容由作者：蔡少谦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