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多久以前，我们的农村社会还有精神层面自给自足的系统，不管是法律还是道德，都有专属的族长、家长、保长、甲长各司其职、精诚合作，从而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健康、自然生长和传承的农村，这些人即曾经广受尊重和敬畏的乡里三老。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利字优先的规则，慢慢取代了三老的教化作用，而中国传统的文化渗透力也因之衰颓乃至消失。

农村社会，显露于外的事件无外乎纠纷、庆典、功德之属，能在这些事件中扮演仲裁、主持角色者，皆是当时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此即农村社会精神引领的风向标，挖掘这些人存在和影响过的痕迹，便可知晓是什么人为当时所尊了。

海沧现存最早的实体碑记为明嘉靖十八年的《龙兴亭填库市园记》，其所记之事，盖一群乡老有感前人建亭以憩行人善举，特邀约三五好友“结填库会”，即所谓作功德。其中，倡建亭之人为正德年间的“寿官”，“结填库会”者则是“碛硕”、“乡老”，此皆三老之人。至万历四十六年，漳州人为表达对周起元回馈乡里的感激之情，特请名士撰写《侍御绵贞周公颂德碑记》，立碑人从上到下分别为“贡士”、“监生”、“生员”等，妥妥的饱学之士，此即农村社会中的“士绅”阶层，最喜做些舞文弄墨的“斯文”买卖。而万历四年的《漳贰守沈公惠民泥泊德政碑》，则是真真切切的为民排除纠纷，案件原告为东屿人，状告乡邻钟山人霸占海田，案件的发起人和写碑人均为当时东屿的名士，时刚考得顺天解元的柯挺，而立碑人则依序为东屿武进士李佐、庠生李○等等，之后才是东屿乡老。由此可见，在明代的农村，以仕为进的“士”，德高望重的“绅”等有文化的人，才是当地说话最有分量的。

进入清代后，这种局面开始出现变化了。先是康熙三十六年《吧国缘主碑记》，捐缘领衔者皆是甲必丹、美锡甜之类荷兰人任命的华人官员，他们在国内并无甚头衔，纯粹的捐缘目的，而本地士绅却集体噤声。究其原因，应是当时当地的农村社会及制度尚未完善，人们刚从辛丑播迁的泥泽中走出，财力不厚，科举不兴，以至于只能依赖海外商人的力量逐渐恢复生产和生活。到了乾隆三十八年的《重修渡头碑记》，明代的农村社会又回来了，撰文者为本地进士叶廷推，尽管他捐的不多，但名字却排在第一位，紧接着是因商而富并捐得“中宪大夫”的潘振承，而与之捐额并列第一的白丁吴宏才却还只能再屈居前后任的两位海澄知县之后，如此之别太过明显了。该碑之下，还有大量太学生、侯补知县等，他们都列在一干名字之前，地位之别不过如此。之后，嘉庆七年的《重修龙王庙碑记》、嘉庆十八年《喜济桥碑记》、嘉庆十九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嘉庆二十年《颜氏家庙重修碑记》、嘉庆二十三年《重修正顺宫碑记》等也是各种功名在身，满满的科举自豪感。

而之后的道光，可能是农村社会风气变化的转折点。如道光七年《重修济津宫碑记》，课塘布政司理问、提标前协中军府、提标前协端防厅、海沧汛防官等海沧官员带头捐缘，后继者不管捐多捐少，一概排在后面，最重要的是，不管如何，竟然无人敢超出最高长官的捐缘数，这大概就是当时的人情世故吧。其后的道光二十三年《重兴瑞青宫碑记》，主事者也是乡宾、监生等衔。然而，与作为行政中心的海沧社的情况不同，海沧其他乡社便不再讲究了。如道光元年《重建龙华堂碑记》国学生谢元澜尚可居首，道光十三年《慈济北宫碑记》则只见缘首萧菁莪冠以“太学生”之名，其他如道光三年《重修威惠庙碑记》、道光八年《重修北宫碑记》、道光十四年《重修海印堂题名碑》、道光十五年《重修崇真宫碑记》、道光二十三年《金沙天后宫重新捐银条目碑记》等，竟不见任何有头脸的乡老人物了。

至于更后来的年份，风向简直是180°逆转了。如咸丰四年的《重修慈济祖宫碑记》，同样捐银四百元，舶来的“大玛腰”陈敬麟竟然排在“观察使”马振华之前，这在过去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悖逆。也差不多是从该时期起，海沧各类碑记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来自南洋，如许泗漳、马荣周、颜应麟等，皆是南洋各商埠颇有实力的角色。他们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带有官衔，如“二品衔候选道驻新加坡暹罗总领事官”陈金钟、“诏安县钦加四品衔官”吴一杨、“钦加二品衔花翎候选道驻新坐探南北洋委员兼辨叻坡等处来账事务”章桂苑等，无外乎因富而官。

更有甚者，清朝直接在南洋的报纸中买官卖官进行明码标价，由此让百姓们找到替代学而优则仕的捷径，如此，谁还认真读书，而读书人在农村社会的地位自然也因此降低了。然而，造成农村社会“利”取向的转变，更深层次的原因，应在于道光以后，列强对清朝社会的巨大冲击，使得延续千百年的农村社会制度发生质的改变。而无力应对，只能随波逐流的清朝做法，更进一步加剧了文化制度的崩塌。如马来西亚砂拉越诗巫，海沧人是最早进入和开发的华人群体，在早期诗巫社会中，人们以永安亭为媒介形成相对自主的华人自治社会，当时华人领袖为永安亭的董事陈文仲和许凤浩，从现有碑记看，他们捐缘数量不多却能起到关键的领导作用，显然钱不是万能的。然而在白人拉惹政府统治期间，他们却忽视了华人传统的士绅作用，却选取了拥有财富的张烟都作为甲必丹，如此功利和重商，影响自然是深远的。以至于，西方人主导的逐利第一，渐渐成了中国南方农村社会的图腾，由此，“唯利是尊”便埋入了人们的思想中，以致今日所见这般了。以故，转折之变，当在清朝道光之间，以鸦片战争为标志，甚是妥当了。

△诗巫永安亭，@陈和彬

本文内容由作者：蔡少谦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