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蔡氏崛起开始，水美宫便是蔡氏一族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水美宫为蔡氏提供一切他们所需要的精神支撑，蔡氏则为水美宫承担维持、发展、壮大的一切软硬件支持。而提供这些支持的背后推力，便是由钟山人组成的水美宫理事会。

在1949年以前，钟山社作为海澄县下属的保，其下再分作若干甲，保有保长、甲有甲长，一概由蔡氏担任。与保、甲相齐平的则是蔡氏一族不同房头的家长，他们往往兼有保、甲长的身份，从而构成了钟山社行政与家族合二为一的管理模式。也因此，作为钟山社社祠的水美宫，其日常活动便不可避免地会融入行政和家族两种元素，这也是为何每逢送王仪式，总是免不了蔡氏家庙的参与的原因所在。

但随着1949年后土改的开展，一些因避难、投靠亲友而暂居钟山社的外姓人家也开始落户钟山并成为钟山社的一员，原本仅依靠蔡氏一族开展水美宫信仰活动的限制便不再适用。于是，在1980年恢复送王活动时，钟山人便开始顺应时代潮流，放开了一姓家族的惯例限制，而将送王的活动向所有钟山人开放。但这种开放并非一蹴而就，在最开始的几届，仅适用于副会长，凡外姓参与了理事会会长的竞选，只要中签，则需在后续三年的参与过程暂时改作蔡姓，直到下一届理事会重选，才能恢复本姓回归自我。这一现象，一直到2001年第八届理事会会长陈福圆当选后才真正废除，而陈福圆也成了水美宫有史以来第一位蔡姓以外的他姓会长。

如上看似执拗、教条的庙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水美宫创新发展的步伐，但在另一方面，却又使得水美宫王爷信仰在保留传统方面做得更加出色。也因此，水美宫送王以其繁杂的礼仪、完整的仪式成为改革开放以后送王活动的标杆之一。

水美宫理事会，自1950年解散，到1980年恢复，长达30年的中断，又加之钟山社历来匮乏的文献记录，使得今日的我们难以追溯民国及以前关于理事会的一切信息。唯有那些经历过民国时期宫庙经营和送王礼俗的老人，在坚守中将各个细节尽力还原，这才造就了今日水美宫的全部。

理事会成员的选定，按照民国以前的做法，设置会长一名，副会长十六名，任期为三年，逢送王科年（或称送王年）于正月初换届重选。理事会成员的来源，由钟山社四个角落均分，其中副会长每届每个角落各四名，会长则由四个角落轮值担任，每十二年一轮转。如1980年，轮值角落为上厝角，则会长由上厝角选出，其后1983年为后埔，1986年为四芽，1989年为中社，如此一来，会长人选至少十二年不会重复，这也确保了理事会不会依赖于个人的意志，而是以全社利益为优先考虑。

理事会总人数十七人，相对于钟山社1949年总人口六七百，及今日两三千人的规模，仍属小巫见大巫。这也注定了水美宫理事会不会出现摊派至个人、强制要求轮任理事的现象。有一些不擅长或无兴趣参与宫庙事务经营的社员便无需勉强参与其中，反而是那些有热情、有想法、有心的人可以在这过程大展拳脚，无形中助推了水美宫信仰活动的向前发展。即使如此，每届参与理事会竞选的社员仍远远高于需求数量，于是如何公平地筛选成员便成了换届工作的关键。按传统，成员的选定，完全依靠王爷的神力，人们采用掷筊的方式向王爷申请，只有被王爷青睐的人才能成为理事会的成员，这一方式，千百年来未曾有过争议，一直得到社员的全面支持和信赖。

而关于掷筊竞选的合理性，民间也常常以一些实际的例子予以侧面印证。如2019年第十四届中社副会长蔡添龙，在此之前他曾参与了数届副会长的竞选，先是以世居地中社的身份参与，后又以新居所在地上厝角参选，多以落选告终。一直到2019年，初选即命中，而在这之前，人们已根据他的实际情况预告了这一结果。原因大致如此，在2018年以前，蔡添龙夫妇每日起早贪黑经营着海鲜的零售买卖，可谓繁忙，至当年年初，两个儿子相继各生了一个男孩，夫妻两便结束了海鲜买卖，专职帮着带小孩，时间也开始充裕起来。于是乎，王爷便遂了他的意，让他加入副会的行列，既是圆了其虔诚之心，又是尽了人情之美，2022年换届选举时，蔡添龙又毫无悬念的选中副会长。由此可知，王爷在钟山的灵性竟然如此这般，也难怪水美宫香火之盛。

从中，我们其实也发现，副会长所代表的角落是动态变化的，并没有太刻板的规定。如有的人家，其住所或房产可能同时分布在若干个角落，那么他便可以以任一角落的身份参与该角落四个副会长的名额竞选。如果该角落竞争激烈无法圆梦，那么他也可以再以其他角落的身份再次参选。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只有少部分人为了提高命中率会在一开始便启用了这一优势。其他人在面对这样的状况时，也往往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在他们的心里，他们一直相信，命中有时自然会有，若是命中本无也没法勉强，或许，这便是心安满足的样子。

本文内容由作者：蔡少谦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