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楼山庙”，今“灵惠庙”，@柯家安

引言：前不久，有一位南洋学者，带着四个汉字，来到厦漳泉寻找槟城、棉兰闽南话的发源地。就在他毫无进展、即将放弃时，竟然在厦门市海沧区霞阳村找到了。这四个字，分别为你、猪、箸和鱼，他们在槟城、棉兰等地都有一个优势韵母读音“u”，与厦漳泉常见的“i”或“ω”截然不同，而海沧及其周边（文圃山下），却正是“u”的大本营。然而，在海沧区境内，却有一处三面环山、一面靠海的区域，将海沧特色的“你（lu）、猪（du）、箸（du）和鱼（hu）”读成了“你（li）、猪（du）、箸（du）和鱼（hu）”。这里便是海沧城市化的原点和中心：今日的海沧生活区，开发前的石塘村、钟山村、东屿村，历史上的漳州府龙溪县二都。

爆点：这三个村，于今日看似毫无相干，然而在清康熙以前，却是一个对内相互竞争、对外联盟互助、以楼山庙为精神中心的“六社”联合体。

正文：

石塘村刘山社，原名楼山社，因境内小山“楼山”而得名，而“楼山”之名又源自山上神庙“楼山庙”。

楼山庙，也称楼公庙，因祀楼经国、楼定国二公而得名。时元末明初，楼山附近传言，有神附身于人，称自己“捍贼有功，应庙食”。随后，东屿顶社柯氏开基始祖柯祐立，讳大通，立即召集周边乡民，倡建庵庙以祀之。而此附身之神，即为楼经国、楼定国兄弟。

一、建庙考

楼经国、楼定国，是何许人，无人知晓。查嘉靖《永康县志》，北宋庆历丙戍科，有进士“楼定国，任至职方员外郎，赠少保”，但楼氏宗谱中楼定国并无名为经国的兄弟；浙江望族楼氏，虽有多人仕官于福建，但也未能找到“捍贼有功”的人物记录。

是真有其人其事，还是借神说事，不得而知。我们不妨以“楼山庙”倡建人柯大通为突破口，或许能解开这段历史谜团。

△柯大通檀越主禄位遗存，@柯家安

在楼山庙，柯大通以檀越主的身份配享其中，究其渊源，除倡建楼山庙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柯大通曾主导修建了楼山通往长屿（今东屿）的石桥，从而使长屿成为三面环海、一面与陆地接壤的半岛。柯大通入祀楼山庙的时间，可能距离楼山庙落成不远。据万历中周起元为楼山庙撰写的《题楼山庙记》载，“柯佑立公，其硕隐者耶...没而获祀，赛祷皆应宜矣”；同期柯挺所撰写的《楼山庙记》则明确写到，“岁时称檀越主，俨然血食者二百余年于此矣”。由此往前推二百余年，乡人为柯大通塑像并配享于庙寝左的年代应为明洪武前后。

在柯碑中，柯挺还提到自己的始祖柯大通“得泠天罡法，号彻观道人”，“元末避难，徙居长屿，轻财好施，则以长者称矣”，“桥之北为楼山，屿所自发脉也，拮据庙宇于其上，以祀经国、定国诸神，遂为六社保障”。柯大通精通道家堪舆之法，因避乱而迁居长屿，早已洞悉楼山乃长屿发脉之源，为了子孙后代长久计，柯大通有可能自导自演一场“附人”神迹，从而促成了“楼经国、楼定国”镇守楼山的事实。

柯挺似乎“遗传”了柯大通的堪舆神术，他曾在大峪山皇陵一案中大放异彩而破格获得万历皇帝“赐食”的奖励。而作为柯挺最出色的学生之一，周起元想必也对此略知一二，故在周碑中提到也柯大通“希慕黄老，知雄守雌，威凤潜龙之居，其素所自裁也”的潜藏经营，从而获得了“九世以还，文武闱并以解首进士起家”的福报，间接印证“楼山庙”背后的风水关联故事，“诸子姓兰纷桂馥，且将昭晰乎家声，则公所贻裕者远矣”。

二、六社保障

但不管怎样，“楼山庙”建成之后，也确实成了柯碑所说的“六社保障”。

查嘉靖《龙溪县志》，柯挺所处的明嘉靖、万历年间，海沧生活区一带计有长屿社、东坑排头社、钟林社等三社（实为保），刚好完美对应了今日的东屿村、石塘村、钟山村等三个村。而所谓的六社，即以上三社（保）的再细分，可能对应到东屿顶社柯、东屿下社李、石塘谢、埭头林、钟山蔡、内坑马（或排头黄）等六社（姓）。

这六个社（姓）往来颇为紧密，在隆庆开海以前，他们曾组成牢固的联合体，共同在大海中闯荡。在零星的明代海洋文献记录中，该群体往往被冠以“长屿”、“五澳”之名，专出“大侠”、“海贼”、“向导”，同时又是明朝官军偏爱的“海沧水兵”、“藤牌手”的核心来源。其中，尤以林、李、蔡、马等姓为最。

可惜的是，楼山庙遗留至今的碑记极少，仅一方重修碑记的残片遗落在附近果园中。从破损的碑石上，依稀可见立碑年代为“□□十七年戊寅”，干支“戊寅”与年号“十七年”存对应关系者，查明清两代有且仅有清康熙三十七年能够匹配。年号之后，写有“本境弟子募缘重兴楼山庙”，由此可知，进入清代后，楼山庙仍维持明代以来的名称。而从残存的捐缘姓名看，仅存十九人，有姓氏可考的为十八人，其中蔡姓九人、陈姓二人、谢姓一人、翁姓一人、林姓一人、丘姓一人、刘姓一人、马姓一人、苏姓一人。按楼山庙附近三个村所辖各社人口数，钟山社蔡姓最多，次及石塘社谢姓、东屿顶社柯姓、东屿下社李姓、东坑社谢姓、内坑社马姓、埭头社林姓等，约莫与残碑捐缘姓氏相当。

△楼山庙康熙重修残碑，@柯家安

该时期的六社，尚处于蜜月期的最后时光，彼此之间仍留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些许印迹。

如家族墓地的交叉分布：钟山社蔡氏始祖墓位于内坑社境内，东屿顶社柯挺父母墓及其牌坊、柯氏祖墓园以及埭头社林姓康熙时期的墓葬均位于钟山社山界内。

如以钟山（蔡尖尾山）为屏障：东屿下社李氏家庙积庆堂重修碑记云，“门迎朝旭，紫气西来，地绕钟山，潮来鼓浪，山环水绕，乃积庆堂之大观”；水头社灵惠庙柱联题曰“十里桥楼围古庙，白重云水绕钟山”。

如建筑的协力与相互借鉴：钟山、东屿、埭头三社合修交界处的“三杠桥”；钟山蔡氏家庙和石塘谢氏家庙建筑如出一辙、均为僭越的五门开格局...如此种种。

三、从楼山庙到灵惠庙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楼山庙像人间蒸发一般，突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六社日渐薄弱的联盟也随之分崩离析，并开始陷入旷日持久的民间械斗纠纷中。海沧地区现存的四方清代泥泊纷争碑记中，就有两方发生在六社之间。然而，官府的介入并没有让六社就此收手，他们不仅在家乡争议不断，而且也将矛盾延伸到了南洋。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六社兄弟反目成仇？从民间的传说出发，六社之间的矛盾，或许早在柯大通倡建楼山庙时便已埋下。

从明至清，在六社中，只有东屿顶社柯、下社李二姓在文武科举上青紫频出，之于其他四社千百年来竟均未有零的突破。慢慢地，人们开始怀疑，是不是楼山庙和楼山至东屿之间的石桥起了某种助力？

当钟山社还沉浸在“出丁不出材”的自我催眠时，与东屿相邻的楼山社，早已采取了硬刚的破解之法：柯大通修建的石桥俨然一条巨蛇横跨于楼山与东屿之间，他们便在楼山修建楼山塔，让塔尖刚好对准石“蛇”的七寸，从而使石桥丧失调控风水的作用。

△灵惠庙，@柯家安

此外，石塘村内以谢姓为主的各社也开始加快对楼山庙的改造，使之从三村六社共产变成石塘村的私产。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主祀、配祀神灵的替换，由楼经国、楼定国二公，变成了“二位圣侯”张巡、许远，和“二位福侯”南霁云、雷万春。最后，楼山庙的庙额也在主祀神灵变更后更改为“灵惠庙”。

自此，存续了数百年的楼山庙，便正式告别了历史舞台。不知是有意或无意，楼山庙原有的历代碑记，也在若干改造与延续中无存，就像那方残破的康熙三十七年重修碑记一样，碎成了残渣。如今的灵惠庙，除了重建碑记中“简称楼山庙”的记录外，已经找不到更多相关的信息了。

灵惠庙改头换面的时间，下限应为清嘉庆年间。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石塘村谢氏族人南下槟城经商，并在当地以“二位福侯公”的名义创建了只属于石塘村谢氏的宗族组织“谢公司”，从而开启了槟城五大姓的传奇。清道光元年（1821），石塘社龙华堂重修，槟城谢公司即以缘首回馈家乡，“槟榔屿二位福侯助艮四百大元”；光绪七年，石塘谢氏家庙世德堂重修，谢公司更是壕气十足，“共縻费英银壹万有奇，除捐项外，不敷者皆赖福侯公补足焉”。

余论：从楼山庙的“六社保障”到灵惠庙的“恩惠宗族”，显示了闽南沿海从元代到清代，百姓合作经营海洋方式的转变。起初，经历了元末战乱后，明朝急需在沿海恢复生产并组建防御工事共御倭寇，故而从四面八方招徕各姓人口填边，他们想要在沿海生存下去，必须组成联盟方能共克时艰。随着明朝休养生息的奏效，因人口增长带来的口粮不足，又倒逼沿海百姓必须联合起来，一起突破海禁向大海索食。于是，贯穿整个明代，邻乡异姓仍有联盟的必要，他们通过构建地域中心的共同信仰而聚集一起，抱团取暖。进入清代后，受辛丑播迁影响，清初尚且能够维持明代的同盟关系，但随着摊丁入亩及人口爆发的持续推进，内部资源不足的矛盾已经远远超过了外部矛盾，于是他们需要重构以血缘、社等更细一层的新联盟，优先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故而与邻乡的矛盾愈发显著，以至一发不可收拾。总归一句话：都是过不下去惹的祸。一旦生活条件好了，猛然回想，原来六社才是“家己人”，诚如方言调查所体现的那样。

本文内容由：蔡少谦  提供